土拍市场“变天记”，20个城市流拍70宗地块(2)

　　“建立购地资金来源审查制度”是“8·10土拍新规”要求的内容，22个城市中除了在8月10日前已经完成第二轮集中供地的厦门、长春、无锡外，余下城市均增加了房企购地自有资金审查要求。

　　如深圳此次就提出建立“先承诺后审查”的工作机制，竞买申请人需承诺购地资金来源的5个“不属于”，而从近期无锡发布的第三批集中供地挂牌公告中可以看出，此前未跟进这项要求的城市也在新增房企购地自有资金审查和开发资质要求。

　　“房企资金链紧张，多数城市要求以自有资金拿地，并规定违规禁拍年限，这是第二轮集中供地遇冷最主要的原因。”李宇嘉也表示，过去房企拿地依靠融资，即“前融”，融资通道包括信托、私募、基金子公司等。一旦严格要求自有资金拿地相当于土地市场规则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是颠覆性变化，让房企非常不适应。

　　“其实政策一直要求房企以自有资金拿地，但今年下半年的审查更为严格。”一位房企投资部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过去，例如集团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拍下一宗价值1亿元的土地，可能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只有1000万元，只负责开发，购地款完全来自集团公司。“现在严格要求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大于土地款，才可算作自有资金，变相降低了房企资金的流动性”。

　　“一般情况下项目公司以股东借款的形式从集团公司获取购地款，然后再将土地抵押从信托融资。”有房企融资部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信托项目说明书介绍的资金用途就包括“偿还股东借款”，“不能明确讲配资拿地，但是可以讲偿还股东借款，房企再使用这笔融资款拿地，变相就是在融资拿地”。

　　以土地储备支撑高周转模式确实是过去几年房企发展的主流。

　　“过去几年基本上依靠高杠杆、高周转模式，做得越极致的房企发展就越快。”有房企管理层人士介绍，“比如一家房企有20亿元资金，不加任何杠杆，买一块地需要15亿元，剩下5亿元作为建设费用，8%~10%的利润对于房企就算比较高，可能过3年之后房子全部卖完，回到手上22亿元，效率非常低”。

　　“但如果拿15亿元投资三块地，剩下的资金缺口靠融资，一次性推进三个项目，同样是3年后，每块地都可以带来两亿元利润，再以这样的方式反复投入，越来越快。”他说，“地产圈都开玩笑说有些房企几乎是一天拿一块地”。

　　除了严格审查购地资金来源，一些城市调高了参拍门槛，特别是保证金比例，无疑对于房企资金链提出更高要求。杭州、苏州和深圳等城市第二次集中供地均上调了保证金比例，杭州就取消了首批5000万保证金托底机制，保证金比例恢复至20%。而且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第二批供地推出部分大体量地块，固定保证金比例下这些地块参拍资金门槛本就较高，如北京第二批次地块中大体量地块比重有所上升，6宗地块保证金超过10亿元。

　　“集中供地对房企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体现在对资金储备的要求上，特别是如果房企想在相近的时间段参与热门城市或地块的竞拍，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储备。”前述房企投资部门人士说。

　　集中供地本身就对房企的资金调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刘水表示，相比较全年平滑拿地节奏，集中供地增加短期现金流压力。越秀地产董事长林昭远曾在今年的业绩会上坦言，“我们对任何一块土地都要加强研究，过去可能一次拿一块地，相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如今对人力和资金都有压力。”

　　“集中供地的用意之一就是增加房企资金链压力，但从第一轮集中供地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而且目前是否严查自有资金购地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为房企融资渠道无论正规与否基本都已经枯竭。”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理事邓浩志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目前民营房企普遍资金紧张，能有资金在当前出手购地的房企极为稀少。这与土地是否优质无关，与价格是否合算也无关，而与企业是否有能力参与有关。

　　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此前就曾表示，现金变得更加珍贵，万科对投资标准也有了更高要求，只拿特别好的项目。

　　第三轮土拍低迷将延续？

　　民营房企无力参与土拍，央企、国企成为第二轮集中供地的主角，是当初未曾预料的“副产品”。

　　据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统计，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国企竞得地块可占八成以上。以广州为例，广州南投、南沙建设集团等市属企业在广州第二轮土地集中出让中非常活跃。邓浩志认为，在一般招拍挂市场上，这类型企业很少出现，通常只在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出手，用于提振市场信心。“目前有意愿出手买地的可能是地方下属企业”。

　　地方国企入场“托市”或在第三轮集中供地时延续，无锡是国内第一个结束第三轮集中供地的城市，不少政府下属企业出手拿地。但邓浩志表示，如果房企生存状况情况不改善，这种托市意义并不大。一则土地出让收入只是“左手交右手”，并没有有效增加收入；二则也改变不了普通房企对市场的预期，更改变不了他们的资金状况，只能算无用功。

　　而从目前已经上架第三轮集中供地地块的城市来看，地块数量与金额相比第二轮均有所下滑。

　　第二轮集中供地挂牌48宗但流拍25宗地块的广州，在11月2日上架了新一轮集中供地地块，仅推出17宗地块，其中还包括7宗第二轮流拍的地块。起拍总价从前两轮的千亿元左右下降至430多亿元。

　　“政府肯定在担心如果在第三轮再次出现大量流拍会传递负面信号，而且市场也无力承受众多地块。即使一些尚有资金实力的房企也不敢拿地，担心此时出手拿地会被套牢，房企自然有‘补货’需求，但那是基于长线而言，短线房企面临保卫资金链的问题。”邓浩志说，上一轮流拍严重的增城区此次就只挂出一宗地块。

　　供地数量在减少，同时竞拍门槛也普遍下调，鼓励企业拿地的用意明显。广州就取消了黄埔、南沙两区的限房价要求，而在第二轮集中供地时，这两个区曾试点限房价，最终三宗地块流拍。

　　刘水预测，22个城市第三批供地将在三个方面作出优化：一是部分城市保证金比例或将边际改善，中小体量地块加大供应。二是为了完成全年租赁住房供应计划，部分城市第三批涉租赁用地或保持一定体量，但“竞自持”等条件或将优化。三是部分城市第三批地块或将优化试点规则，减少捆绑限制，逐步推进品质相关要求落地。

　　一些城市已经放松了第三轮集中供地的参与门槛，如苏州同时下调了保证金和首付款比例，取消了土地的市场指导价，保证金比率全部下调至30%，首次付款比例下调至50%。

　　“短期内土地出让规则不会调整，毕竟这是长效机制，不能市场稍微冷了一点就开始放弃。”李宇嘉认为，地方政府可能会调整出让规则，比如拿出一些优质地块，比如降低配套建设的比例。“未来在集中供地的模式下，不太可能出现过去拍地的那种火热场面。一定是有的地卖得不错，有的不温不火，有的会流拍，这会是常态”。

　　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2个重点城市在2020年的商品房销售额和宅地出让金，占全国的比重均接近四成，22个城市土地市场对于全国土地市场无疑举足轻重。而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监测的城市经营性用地溢价率情况来看，受首轮集中供地开启的拉升作用影响，今年4月全国300个城市的经营性用地的平均溢价率大幅跳涨至25.4%，创下2020年以来新高，但到9月时，这一数据仅为4.2%。

　　受此影响，各地的土地出让金直接受到冲击。全国300城住宅用地今年三季度成交1.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46.9%，土地出让金为8623亿元，同比下降36.6%。10月11日，第二轮集中供地行至中途，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报告就显示，在已经进行了第二轮集中供地城市的成交地块中，四分之三的地块没有任何溢价。地方政府2021年的土地出让金整体增速将从上半年的超过10%回落至低于10%。

　　土地出让金收入约占中国地方政府总收入三分之一，在11月11日发布的报告中，穆迪预计贵州等债务负担重且更为依赖土地出让的省份将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

　　显然，政策频吹暖风，不仅着眼于房地产市场，更要平衡地方的土地财政。但是对于一些规则的调整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受访业内人士仍表示悲观。中指研究院则预计，第三批地块土拍规则和出让条件优化下，房企拿地预期或将边际改善，整体流拍和撤牌情况或略有好转，但市场热度分化态势依旧延续。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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