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半年，保定地委组织部由于工作部门增加，工作量加大，需要补充一些人员。
人选如何产生?据后来部长们说：按照过去习惯做法，一般是部领导或各科室从自己熟悉的人中推荐介绍，然后考察进入。应该说，组织部是管干部的专职部门，手中权力很大，再加多少人都趋之若鹜，部里选几个人进来在当时确实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这种选人方法显然有弊端，视野比较窄，过程不够透明，做法也比较陈旧，只是见怪不怪而已。
当时部领导们能够跳出习惯，站在较高层次上看问题，萌发了我们今天常挂在嘴边的“公开、公正、公平”的意识。在这次进入问题上他们决心打破过去的常规，不搞“神秘化”，抛弃“自己人推荐自己人、少数人推荐少数人”的旧做法，在选人上尝试一次改革。最后经部领导们研究，决定在保定全区范围内搞一次进入公开招考。
此事很快就进入了实施程序。已经不知道当时的招考方案的具体制定过程了，只是后来听说领导们非常认真，方案制定时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也没有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更没有“走后门”探听消息的现象。招考方案制定出来后，按计划一则“招考公告”也通过6月17日的《保定日报》传到了全区。“公告”告知了这次招考的指导思想、所选人数、报考条件、招考方法、确定过程，交代得很详细，总之一切公开透明。
我当时正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法院任办公室副主任。看到“公告”后心里很感动。感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地委组织部这样“高”的上级部门的领导们，思想竟然如此解放，意识如此超前，如此勇于打破常规，敢于改革从自身做起，给干部们树起同一把尺子，提供同一个平台，让大家平等竞争，这在当时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这样的“干部娘家”实在让人信任。
基于这种感动，虽然我按“公告”要求有的条件不完全具备，比如年龄过了半岁，函授大专还没毕业。但就为这点感动，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虽然条件有些欠缺，但就为组织部这个做法我也要“凑凑热闹”，以表示一下我对这一做法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因为是“凑热闹”，压根也觉得不可能参加这样的招考，所以信发出之后就放到了脑后，一切仍归正常。没想到信发出不久，到7月9日我就接到了通知：让我7月12日去地委组织部参加考试。
那时的考试，不像现在的各类考试，提前给你规定考试范围，还有复习资料，甚至还有考前辅导班之类。通知上什么都不说，而且从通知到考试中间只间隔两天时间。当时心情虽然高兴，对能否考好心中没有把握也不抱希望。再加日常工作又很忙，不可能放下工作去复习什么。所以我也就抱着把这次考试当作去“凑热闹”的心态，也没有告知法院领导，以免考不好被笑话，托辞老家有事给领导请了个假，偷偷跑到保定进了考场。那考题总体上出得不错，非常全面，也很考究，看来是下了功夫的。有时事、政治、文、史、哲、法律、科技、命题作文。后来听领导说，这是因为组织部的工作要接触方方面面的干部，知识面应该宽一些，所以题出得比较宽泛。审完题自我感觉不错，很快大部分题都答了上来。当然也有个别出得偏了些的题没有把握，比如：“斯大林格勒反击战开始时打了三颗信号弹，请问是蓝色的、白色的还是红色的?”这题我是瞎蒙的。
作文题也出得不错，是个命题作文，很有意义。题目是：“给永远比拿愉快”。材料是：“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在给他儿子的一次谈话中说：‘你要记得，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还说，‘给永远比拿愉快。’”让用这几句话写一篇读后感。因长期做文字工作，写东西比较顺手，所以我只用了20分钟不打草稿就一气呵成写了1100字，按时交卷。调组织部后我曾看到过我的试卷，发现我这篇作文的页边空上有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的一句批语：“这篇大概写得最好了。”
那天上午考完试后，下午组织部部长和两位副部长以及有关科室人员与参加考试者座谈。要用现在的说法，那次座谈从组织部领导的角度应该叫“面试”，从我们参试人员角度应该叫“申论”或“演讲”。
主持人宣布座谈开始后有一段十几秒钟的冷场，见状我自告奋勇第一个发了言。我的发言没有任何准备，用非常口语化的形式随便谈了3个问题：一是对这次组织部改革的看法；二是对组织工作的初步认识和了解；三是对选上与选不上的态度。我发过言后，就出现了争先恐后的场面。可以看出，一些同志的发言是有准备的，因为他们发言时有的拿着本子，语言有点书面化、朗诵化。
紧紧张张、偷偷摸摸进行了一天，我便又回到了定县。接下来进入按方案确定考察对象的阶段。能否被列入考察对象非常重要，对于我能不能列入心中无底，心想一切随他去吧。突然，7月19日，地委组织部有两位同志来到定县法院，说是为考察我而来。我心情一下兴奋起来。他们的考察进行了半天。第二天上午两位考察者约我在县招待所见了面，然后他们回保定。这次见面他们没有给我透露任何消息，说只是见见。
事情到了这一步，要是搁在现在，按目前的风俗，那还了得?当事者不知会做多少诸如拉关系、托人、走后门、请客、送礼方面的努力呢。可那时候社会风气清明，人和人之间也单纯，根本想不到也用不着这样做。甚至你这样做了还会被人小看，认为你“低俗”，从而把事情搞砸。所以两位考察人员走后，我个人就没再做任何努力，只是轻轻松松安心在，单位等待——想起来那时的风俗真叫人怀念。
到8月5日我等来了结果。这一天，我这个没有任何后台、不认识上级任何人、更未送一分钱的礼的普通干部，正式接到了调保定地委组织部的调令。消息很快在定县传开，因为有本县的人被选上，引起人们关注。那段时间地委组织部这次改革成了定县干部队伍纷纷议论的话题。绝大多数人是对这一做法的赞扬、肯定，还包括对我的祝贺，有的领导还高兴地说这是咱们县的光荣，希望去了努力工作云云。
但毕竟那时离“文革”结束还不远，改革开放也还刚刚开始不久，一些人的思想观念还很陈旧。在人的提拔使用调动问题上，个别人认为的“正途”，还停留在要么靠“领导发现，”要么靠“有人介绍，”要么靠“‘闹而优’自己去表现，”或者要么靠“根正苗红‘近亲繁殖’。”而靠“考试”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调动和选拔人怎么能靠考试呢?那期间就有定县一位“文革”期间很活跃的人非常不屑地对我说：“听说你是通过考试进的地委组织部?没劲。”言外之意我很不光彩。由此也可看出当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阻力有多大。
20多年后的今天，各行各业考试选人已成了家常便饭，包括进公务员队伍。想起来，当年组织部用“招考”选几个人的事情虽也算不上重大，但在当时人们观念那样保守陈旧，又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地委组织部领导们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和改革创新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他们这种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实在是一种非常纯洁的真正的改革，至今都有现实意义，应该叫人赞佩。(李占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