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4日，董振堂将军的女儿77岁高龄的董光苔女士在家人陪同下专程由北京来保定军校纪念馆参观，并向董振堂将军的铜像敬献了花篮，以表达对前辈的母校和前辈革命业绩的敬仰。随后，董光苔女士及家人在董振堂将军铜像前和纪念馆留影纪念。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生于河北省邢台新河县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是宁都起义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曾任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1937年1月20日，壮烈牺牲于河西走廊甘肃的高台县。他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一生。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就曾称赞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也曾在组诗《西游杂咏》中，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怀念：“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是的，董振堂烈士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这不但因为，他从一个正直的旧军人，通过苦苦的探索，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且他那革命的坚定性，他对革命的忠诚，他所具备的优秀品质，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后来者学习。

　　董振堂出生时，中日甲午海战清朝战败，刚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没过几年，八国联军又侵略中国。因此，董振堂从小就怀有报国之心。19岁那年在家乡高小毕业后考入冀县中学，四年学习期满毕业时荣获“优秀模范”奖品。1917年夏天，22岁的董振堂到北京报考上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9年12月1日毕业后，分配到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自此，董振堂开始深入钻研炮兵理论和技术。六个月后，决定进保定军官学校深造。适逢直皖战起，保定军校因校舍被乱兵焚毁，暂时停办。又值华北大旱，家中无粮，家庭困难，董振堂遂决定投到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保定高阳县人，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和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二期毕业，陆军上将)炮兵营当新兵。延至1921年暑假后，董振堂才于同年10月初进保定军官学校。入学后，因其数学成绩突出，且钻研过炮兵技术，被分到第九期学炮科。

　　1923年8月，董振堂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与张克侠、何基沣等13名同学被陆军部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待遇甚低，军官学校毕业的许多学生都不愿到这个军队中服务，唯董振堂不然。毕业前夕，有个同学曾代直系首领吴佩孚(保定北洋陆军测绘学堂毕业，追赠陆军一级上将)邀董振堂赴洛阳工作。董振堂与其兄董升堂(与董振堂同在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少将。1951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军训部高级研究室研究员)商量，董升堂说：“吴佩孚日益骄横，妄想武力统一中国，盛极一时，恐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转到降弧了。”董振堂深以为然，便说：“听说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用人取才，重实际，不专讲人情。我们是穷小子出身，到处无人援引，不如去十一师，先钻进去看看。”所以，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时，董振堂填的志愿是陆军第十一师。

　　到十一师后，董振堂、何基沣和同去的其他两名同学被选派到第十一师参谋处工作。两个月后董振堂先后任学兵团炮兵连排长、连长。1924年10月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之后，先后擢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工兵团团长。1927年9月17日五原誓师时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春董振堂升任国民联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同年秋天，又被调到河南郑州任军官学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十三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30年9月参加了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冯玉祥被迫出走山西，把西北军残部交孙连仲率领。并把西北军原来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下辖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和一个独立旅。改编后，董振堂原来的十三师，缩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1931年5月，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剿共”，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这两次“围剿”中，董振堂因不愿同红军打仗，曾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于是，他多次造假情报，以此为由，不肯向红军进“剿”。蒋介石通过其它情报系统知道真实情况后，给孙连仲发了一份电报，大骂董振堂：“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良可慨也!”此后，蒋介石对董振堂更不满了。对此，董振堂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不相信他，他也从来没有相信过蒋介石。他从军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自强的道路。那么究竟谁能救中国呢?他又一次想到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曾接触过的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共产党宣传的主张，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

　　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又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孤城。宁都城地处“围剿”红军的前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到宁都后，因蚊虫较多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染上了恶性虐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队的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就有几千人患病死亡。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着。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趁机开展地下组织，趁机开展活动发展党员，进行积极的政治宣传，揭露蒋介石排除异己的用心和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的阴谋。这就更加激起了大家对蒋介石的不满，反蒋情绪像一团团看不见的火焰，很快蔓延起来。

　　这时，“9.18”事变发生，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急。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这时担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跑到上海看牙病去了，日常军务由参谋长赵博生(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陆军少将，中共党员)主持。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中，以赵博生、董振堂为首的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气急败坏地拍来电报，并以“侈谈抗日者杀勿赦”相威胁。部队广大官兵的反蒋情绪更强烈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一极端有利的形势，积极开展工作，把群众的情绪引向正确的方向。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益成熟。这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严重事件：“中共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的破坏，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材料被敌人搞去了。蒋介石了解到二十六路军共产党的情况后，立刻指令南昌行营拍出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地下党员的“手令”。因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治牙病未归，“急电”和“手令”全都落到当时主持全军日常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手里。中共党组织研究了这个突然事件，决定尽快举行起义，并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一方面由赵博生拍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的压力；一方面派中共地下党员袁汉澄星夜赶到瑞金叶坪，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毛泽东汇报请示起义事项。

　　中共中央军委朱德、叶剑英等听了有关情况汇报之后，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作了如下答复：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组成红五军；万一不能全部举行起义，董振堂所领导的七十三旅以及中共党组织能够掌握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随起义部队到中央苏区，未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下去。起义时间定在1931年12月13日夜12时。

　　1931年12月14日黄昏，宁都城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七十三旅旅部小楼周围，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旅部里边，董振堂在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振亚、李青云、郭如岳、马金富、边章五(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时任八十旅上校参谋长，后任八路军少将)，以及几个下级军官。会上，没有进行任何讨论，董振堂就简短明了地下了命令：“今晚要行动，到红军那边去！……”

　　同一个时间，在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小楼里，赵博生以参谋长的身份设宴请客团以上的军官，并当众宣布了起义的决定。

　　1931年12月15日清晨，17000余人起义队伍向宁都东南的彭湃县前进。沿途苏区的老百姓提壶携浆，高呼“欢迎二十六路军参加红军”的口号，在村口路旁欢迎招待。接着，苏维埃政府派左权带领慰问队敲锣打鼓，送来了大批猪肉、蔬菜和粮食，招待起义部队。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这种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感动地热泪盈眶。

　　起义后，二十六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陆军少将)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1931年12月下旬，学兵连党支部在龙岗圩召开了最后一次支部会。通过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32年春，董振堂率部指挥参加了攻打赣州的战役。同年3月下旬，由何长工介绍，董振堂被批准入党。董振堂激动万分，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200块银元交了党费。这年5月，董振堂被提升为红五军团军团长。6月下旬，董振堂率部参加指挥了红军战史上有名的水口大战。这一仗，五军团名声大震，使敌人伤亡三千余人，狼狈溃逃。

　　1932年12月1日和14日，是广州暴动和宁都暴动纪念日，中共中央政府向宁都暴动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颁发了红旗勋章。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董振堂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从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担任全军的后卫，担负着繁重的掩护任务。1935年1月，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并赞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遵义会议结束后，董振堂连夜赶回部队，及时给大家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战士们立刻沉浸在一片兴奋和喜悦之中。

　　重占遵义、桐梓、娄山关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英明指挥下向贵阳虚晃一枪，把敌人兵力调集到贵阳附近，滇军也入黔堵截。趁云南空虚之际，毛泽东指挥部队突然甩开敌人，大踏步地向云南挺进。

　　一路上，红五军团仍然担任后卫任务。到了金沙江边绞车渡附近，五军团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布防，掩护主力北渡。五军团坚守前沿阵地九天九夜，敌人进攻了多次，只是在阵地前沿丢下了许多尸体。到第九天傍晚，接到中央要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北渡金沙江之后，继续担任后卫，随大军北上。

　　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辖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8日，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了。此时，红五军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

　　正当大家欢欣鼓舞，欢庆胜利会师的时候，张国焘却仍然顽固坚持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借口，擅自将红五、九、三十军’以及四军和三十一军调集到黄河东岸的靖远县一带，准备渡河西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董振堂不同意渡河，并派人给毛主席、朱总司令送信，请中央把部队调回。后来，中央曾几次拍电报要西路军渡黄河东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几经犹豫之后，仍然坚持张国焘的西进路线，继续挥师西进。

　　1936年10月25日夜，红三十军在靖远县河包口突破河西军阀马步青的黄河防线，红九军、红五军次第渡河西进。渡河后，称西路军，并组成以陈昌浩为首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渡河西进的红五、九、三十军。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仍然担任后卫。

　　1936年除夕，五军攻占了甘肃临泽县城(当时的抚彝县县城)。董振堂率部于次日凌晨离开临泽，又一举攻占高台县城。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领导大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军民情绪十分高涨。

　　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和武装的时候，敌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族及炮兵团、民团等二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县城，切断了五军与临泽地区红军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我倪家营地区的红军主力。

　　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刻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

　　从1937年元月12日起，马匪军猬集八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坚守在城墙上，一次又一次把敌人击退。守城红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形势越来越严重。如果死守下去，只能全军覆没。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严重性，便决定突围。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只等董振堂突围的命令。

　　这时，董振堂突然接到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高台县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坚守，如高台有失，就要你军长的头。看完之后，他凝思片刻，表情严肃，立即在东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黄超的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董振堂语气沉重，态度严肃而坚定。

　　元月18日，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将士多已血洒疆场。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和石头瓦块，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争夺和厮杀。正在紧张搏斗的时刻，收编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乘乱打开城门，敌人像疯狗一样涌进城内，高台城沦陷了。

　　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下去。敌人围了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用双手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完，壮烈殉难。凶残的敌人为了向蒋介石请赏，还把董振堂将军的头颅割下来。

　　噩耗传来，红军广大将士无不为之悲痛!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中共中央领导都亲自参加了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和西路军诸烈士召开的追悼会。

　　1940年，董振堂烈士的哥哥，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师长，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并兼中央训练团大队附的董升堂将军，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沉痛地说：“董振堂同志已经牺牲了。他没有错误，是领导上的错误。”并通知八路军，保护董振堂烈士的家属。此后，八路军抗日政府曾把董振堂烈士的原籍——河北省新河县一度改为振堂县。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为了表彰董—振堂烈士的伟大功绩，分别在河北省石家庄和甘肃省高台县烈士陵园中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朱德总司令和徐向前元帅为烈士题了挽词。2006年10月26日，作为河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和全身铜像落成，在他的家乡新河县隆重揭幕。各界人士近干人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心情参加了揭幕仪式。(马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