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匮乏，过年看上戏算是奢侈的了。那首歌谣“拉大锯”就是很好的写照：“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请闺女，待女婿，外甥女儿，也要去，不叫去，呱哒呱哒跑喽去。”
那会儿上级的文艺团体极少到农村演出，农村都是自己组织唱戏。农村唱戏的团体叫业余剧团、俱乐部或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等，也有农民称它为戏班子。学的、唱的除了那几部样板戏，还排演一些县文化馆编写的小节目、小戏之类，全是现代的。服装、道具、灯光、布景、化妆等都不用多少花费，村里藏龙卧虎，做这些玩意儿手到擒来，并且做得很有味道。
我们村很早就有业余剧团。听大人们说我的父亲还当过业余剧团的团长。别看他不会唱戏，可会管理，演员们都服他。那会儿我们村剧团的行头不错，戏码不多，还落了个不怎么雅的顺口溜：“张庄的戏不用瞧，三根杆子两令箔。前边就土堆，后边就屎茅。不唱《铡美案》，就是《捉放曹》。”我们村里的干部历来都很重视文艺工作，使村里的文艺水平逐步提高。每年县里搞文艺汇演、比赛，我们村都能拿奖。还锻炼出了好多专业文艺人才，到县里和更高一级的文化单位去工作了。
样板戏不是谁都能唱的，业余剧团也不是摸摸脑袋就要。首先要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再就是要有文艺细胞、要有素质。我们村子有几户可称之为文艺世家。那几家人长得不怎么出众，也没经过什么专业训练，可人家一唱起来那是光着屁股坐板凳——板儿是板儿、眼儿是眼儿，动作起来身上甚是溜当。全村都羡慕，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多学两招。
样板戏里头有武戏，需要会武打的人才。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全村刮起了好一阵学打跟头风。君不知，打跟头也不是人人都能打好，也需要天赋、需要感觉、需要素质。有的人只练了三、五天就能翻好几个小翻，并且翻得还较规范；有的人练了好几个月，脖子戳得歪了好几回，就是翻不过去，翻过去了也是歪七扭八，根本上不了台。为学翻跟头摔伤的屡见不鲜。我们村有个叫老耿的，演了好几年戏了，嗓子不赖，表演也可以。为了增加戏路，也要学学打跟头。在一次练习时，不小心碰在小车上，把脑瓜皮碰开了一豁口长的口子，缝了九针，花了八十块钱。还不错，没出大事儿。可八十块钱在那会儿不是小数儿啦，一天的工值才一毛几。人们就编了个顺口溜：“老耿老耿真不赖，一个跟头八十块。”
秋天一过，场光地了，农活少了，村里的剧团就开始活动了。不用正式通知，锣鼓一敲，高音喇叭一放，往年的演职员黑价差不多就到了。经人介绍有新加入的，还要经过大伙的打量，经过一段试验期。在村里唱戏生产队不给计工分儿，都是生产大队统一打大队工，一年段儿打一次。黑价排练一般不给工分儿，都是义务，可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村剧团里好多在家里都是一家之主，到了年底下家里七事儿八事儿的都很多。可剧团临近演出了，白天黑价都得排练，没空顾及家里的事儿。村里剧团没有正式的彩排，因为村里没有正式舞台、场地，平时排练都是在大队部或一家一户的闲屋子里。就是有也不能在露天的台上、在百姓众目睽睽之下彩排。为了演出效果，只有穿上服装多走几次。村里演戏没有正式的AB角，一个角色一个人一演到底。这样的弊病不少，主角病了、个人有事或是闹套什么的，整个戏就演不成了。也有有心度的人，这种人被称作“万金油”。派角色时只是让他担任一重要的或适合他的。可平时排练时他对整个戏的人物都留心练习，心里暗暗记着台词、动作、舞台调度都弄个七七八八来，关键时哪个角色都能上。形象虽不如A角，毕竟比缺人演不成强。有的演员因功底或其它原因，看见台下的家里人或熟人就分心。容易出错，出错就影响演出效果。演《红灯记》第五场时，本来李奶奶是：“铁梅，把暗号贴到窗户上去”。什么原因，演员说成了：“铁梅，把贴到窗户上去”。好多观众对样板情和台词比演员还熟。敌人千方百计找密码找不着，你把密码贴到窗户上，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台下一片哄笑，台上演员笑场也不可避免。还有一个也是演《红灯记》，第六场李玉和有一句唱腔，西皮导板“狼心狗肺贼鸠山”。演员唱完“狼心狗肺”后，没接着唱“贼鸠山”，接着唱的“豺狼种”，是另一段唱腔“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中第一句的下句，真可谓样板戏大串唱。
村里唱戏在村当中的一片空地上。靠北边有一个一米来高的土平台，土台边上栽上木头杆子，顶儿上搭上苫布，四周用苇席围上就是戏台。平常土台子就那么呆着，过年时唱戏才用。过年人们吃过饺子，走亲的也回来了，就打听什么时候唱戏。等有了准信儿，早早儿就得去占地方，晚了能坐的地方都没了，只有在后边站着挤。黑价唱戏，太阳大老高就有人去占地方。有的拿着小板凳、有的搬着砖头、土坯。为了占个好位置，孩子们吵骂、打架的时有发生。白天唱戏，看戏的旁边，两侧好些卖甜秫秸、瓜子儿、糖葫芦、爆棒子花儿、吹糖人儿、捏面人儿的，还有卖小摔炮儿、冰棍儿、甜水儿的，好不热闹。等戏开了，前边坐的肩并肩，后边站的头碰头，再后边全是坐椅子、登板凳的，近处的墙头上、房上、树上全是人。要在台上往下看，男女老幼高低不等，错落有致，很是壮观。 (王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