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4月5日-4月12日

　　调查地点：石家庄、赞皇县

　　调查人：王小波

　　调查事件：“我是进城务工人员，我想把孩子接到城里上学咋这样难？”近日，多次接到读者打来的类似电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卡在哪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涌起的民工潮中就已经种下了因果，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关注农民工，却在成本计算中漏算了他们下一代人的成长。

　　父母在城里

　　回赞皇的路上，南南一路无话。回答父亲的话时，南南只是说“想吐”。睢立锋知道，南南从小就不晕车，这是孩子不愿回家的心理反应，每次到石家庄后南南都不愿意离开父母回赞皇。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柳辛庄村村民自建的二层小楼里，一间小屋就是一个家庭，租住在这里的是被称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群。

　　来自赞皇县的睢立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睢立锋今年34岁，这已是他第二次闯荡石家庄，一来又是3年多。之前，睢立锋在石家庄棉九做过工，由于工厂不景气，他返回赞皇搞养殖，恰逢禽流感，他赔了个底朝天，于是又把目光转向石家庄。

　　返城后，睢立锋做过建筑、搞过物流，现在他供职于一家地板公司。一年后，睢妻带着孩子也来到了石家庄。他们把孩子送到柳辛庄的一家幼儿园，由于夫妻俩太忙，无暇顾及儿子，不久又将孩子送回老家。

　　“我们不可能再回去了。”睢立锋透过残旧的玻璃窗望着城市的天空自语道。这里是睢立锋租住的小屋，位于小楼阴面的西北角，除了一张床两个旧单人沙发，屋内别无长物。

　　睢立锋现在的工作相对固定，收入较从前也有较大增长。夫妻俩曾一度盘算着在石家庄买房，“前一段有人拉我们集资买房，后来听说是骗人的，有价格合适的我们还会考虑。”

　　睢立锋的儿子南南今年7岁。南南从石家庄回赞皇后交由睢立锋的父母看护。睢立锋的弟妹都外出务工了，他们的责任田统统留给了父母，两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要侍弄十多亩山间田地还有大量果树，“地荒了会让邻居们笑话。”老人说。突然间身边多了个孩子，老人们的负担可想而知。

　　农忙季节，睢立锋夫妇回家一看，南南的衣服已长时间不洗发酸了。这让夫妻俩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商量后，把孩子送到了比父母年纪稍小的岳父家，他们每隔一个多月回家探望一次。

　　最近一次见到南南是在今年清明节，睢立锋夫妇把南南接到石家庄，短暂的团聚后又要送南南回赞皇了。睢立锋的妻子不敢前去相送，睢立锋带着南南来到车站。

　　“爸爸，车还不出来，咱不回家了好吗？”南南央求道。

　　回赞皇的路上，南南一路无话。回答父亲的话时，南南只是说“想吐”。睢立锋知道，南南从小就不晕车，这是孩子不愿回家的心理反应，每次到石家庄后南南都不愿意离开父母回赞皇。

　　到了外公家，南南也不说话，也不愿意去上学，只是如影随形地跟着睢立锋：“爸爸，你再住一天再走吧。”

　　“好了，爸爸今天不走了。”南南这才放心地去看电视，睢立锋伺机悄悄离开了。晚上，睢妻给父母打电话才得知，南南知道爸爸不辞而别后，伤心地哭了好半天。

　　夜里，睢妻拿着儿子的照片抽泣起来，她不敢给孩子打电话，怕影响了他上学的情绪。

　　南南在村里

　　性格孤僻自卑可能是留守孩子的通病。每当老师布置写作文时，如果遇到“我的爸爸妈妈”之类的题，有的孩子就哭了。老人看管孩子大都只能从生活上迁就，遇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或是学习难题，往往爱莫能助。而外出的家长或因为忙碌或其他原因，很少主动同学校联系，基本上无人过问孩子的教育问题。

　　南南的外公清振芳家在离赞皇县城不远的半山区。清振芳骑电动自行车载着南南到路边接记者时，南南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明显不如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那么快乐。

　　回到家，南南一声不响地打开电视，目不转睛地看了起来。对于记者的问话，南南只是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

　　只有在记者问城里好还是乡下好时，南南眼里才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

　　“城里好。城里有图书大厦、有北国超市、有肯德基、有长安公园，公园里还有好多小船……”

　　清振芳说，南南和他们在一起明显地不如在父母跟前活泼。南南很迷恋电视，每天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吃完饭也接着看，然后才写作业。周末时要是村里没有其他小朋友来邀，南南可以整天坐在电视机前。

　　南南也和村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他们在一起玩打枪，或在地里打滚。这让清振芳和老伴又多了几分担心，“地里有机井、水井、蓄水池，他一出去，我们心里老绷着一根弦，生怕出点什么意外。”

　　清振芳有一个儿子在青岛打工，自己也要种10多亩地，自从南南过来后，他感到心理压力很大。好在南南是个乖巧的孩子，并不需要花很大精力去看管。

　　“因为隔着代，我和他很难交流。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想念父母。经常睡到半夜哭开了，要爸爸妈妈，我们也只能用‘明天给你买好吃的’来安慰他。每次他父母回来看他，临走时，他都要抱着他们的腿号啕大哭。我们看了很难过，觉得这孩子很可怜，就想从生活上尽量照顾他。”清振芳说。

　　南南不太想念山里那个老家。去年期末考试，南南考了全班第一，南南的爷爷赶了25公里路，高兴地把那张奖状拿走了。

　　南南所在小学的袁老师说，南南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只是不太爱说话。

　　袁老师说，性格孤僻自卑可能是留守孩子的通病。每当老师布置写作文时，如果遇到“我的爸爸妈妈”之类的题，有的孩子就哭了。老人看管孩子大都只能从生活上迁就，遇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或是学习难题，往往爱莫能助。而外出的家长或因为忙碌或其他原因，很少主动同学校联系，基本上无人过问孩子的教育问题。

　　“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出现问题，更何况那些父母长年在外打工的孩子。为什么父母不把孩子带出去就近入学呢？现在电视上不都讲平等地看待农民工吗？”袁老师心里有个疑问。

　　同样的，南南心底也有个问号，他不停地追问睢立锋：“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

　　今年春节，南南郑重其事地向父母提出了请求：“我也要去石家庄上学！”

　　求学苦旅

　　从电视上、从同事口中，睢立锋得知现在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上学不需要缴纳赞助费，甚至可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多方联系学校，却四处碰壁，有的学校以各种理由搪塞他，有一家学校他去了四次都没进得大门。

　　春节过后，南南每次给父母打电话都问：“你们给我联系好学校了吗？”在一次次失望之后，南南变得敏感而伤心，之后他打来电话只是哭或长久的沉默。

　　对于南南的上学问题，睢立锋夫妇有过分歧。妻子一直希望儿子能留在身边上学，睢立锋从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自己在外辛苦打工挣钱不都为了孩子吗？”现在他觉得工作稳定了，收入也提高了，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今年3月初，睢立锋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姚凯伦“给子女留下财富不如让孩子成为财富”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他下定决心把南南接到石家庄上学。

　　从电视上、从同事口中，睢立锋得知现在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上学不需要缴纳赞助费，甚至可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简单，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多方联系学校，却四处碰壁，有的学校以各种理由搪塞他，有一家学校他去了四次都没进得大门。

　　4月9日和4月11日，记者跟随睢立锋在他租住处附近的学校走了一圈。

　　柳辛庄小学是离睢立锋租住处最近的小学，在这里恰遇上级到此检查工作，我们很顺利地进入大门，并见到了该校的白校长。白校长对睢立锋“带记者来”很惊讶。

　　对于睢立锋再次提出送孩子到这里上学，白校长面露难色。白校长说，由于该校教学质量不错，附近的华北鞋城等一些务工经商人员都愿意把子女送到这里上学。现在这所学校班容量太大，教室拥挤得连门都开不了，学校不得不控制学生人数。另外，学校的教育经费是上级根据计划生均数划拨的，如果睢立锋中途让孩子过来，学校的经费没着落。睢立锋说，需要多少经费他可以出，白校长仍然表示学生实在太多了。她建议睢立锋到周边的小学去看看，或许有的学校没有招满。最后，白校长给了睢立锋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如果睢立锋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的相关条件，学校会考虑。

　　4月11日，阴冷的天空中飘着雨丝，睢立锋再次向公司告假出来联系学校，这次记者只是以跟随者角色出现。

　　运河桥小学是睢立锋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附近又有很多“小饭桌”，相对方便。之前他曾四次到这里联系孩子上学事宜，但每次都被挡驾，进不了学校大门。每次门卫都告诉睢立锋说，校长开会去了。门卫还告诉他，“像你这样来联系孩子上学的家长挺多”。

　　睢立锋来到运河桥小学时，又被挡在了门外。仍然是“校长开会去了”的回答。校长怎么每天都出去开会？门卫说她不清楚这事。能否告知校长的联系方式？门卫又说她是新来的，不知道。那能找副校长或教导主任么？门卫又说这事只有校长说了算，找别人都白搭。

　　“好多跟你们一样的家长都来找，这事找也白找，教室都满着呢，收不下孩子了。”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庄园小学，依旧被门卫挡在门外。

　　门卫说，“现在找没用，得6月底来看通知。”听说孩子已经上一年级，门卫说，“转学比上学还麻烦呢。你得早点报名，报晚了找校长也没用，要上学的孩子太多。”正说话间，出来一高个教师，门卫说，“那是教导处刘主任，你们可以问他。”

　　刘主任也说得等到6月底来看通知，听说睢立锋住在柳辛庄，刘主任说柳辛庄不在他们的招生范围，“你得去找柳辛庄小学。”睢立锋说柳辛庄小学收不了，刘主任又问：“你在我们小学附近有没有亲戚？”睢立锋说没有，刘主任说，“那你还是得去找柳辛庄小学。”

　　睢立锋一无所获，又来到桃园小学。仍然是隔着铁栅栏门和门卫说话。门卫让他快放暑假时再来看通知，睢立锋坚持要进去找找校长或老师，门卫不答应：“你现在去找校长，他不给你个准话，你不自己生气吗？你孩子中间来还得参加考试，考得不好学校不一定收。”

　　睢立锋表示孩子不怕考试，门卫又说，“可别把话说大了，过去有不少中途来了跟不上的，你在农村成绩再好，到了城里可能不是那么回事。要是学习跟不上也麻烦啊。”

　　兜了一大圈下来，睢立锋的希望重归于零。他开始向记者抱怨不让收借读费这项政策，认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人不考虑实际挡住了孩子的求学路。睢立锋向周边的亲朋好友打听过孩子上学的事，这些过来人都告诉他，“没什么难的，交赞助费就行了。”

　　“你想想，对自己没利的事，学校为什么要热心地替你去办呢？”睢立锋有些黯然。他知道儿子此时正在乡下热切盼望他带来好消息，他不知道儿子还要等多久。

　　那些张望的孩子

　　“其实我不挑学校，也愿意交赞助费。只要孩子在市里有个上学的地方就行。哪怕是我们搬一次家，租个离孩子上学近一点的地方。”睢立锋说。

　　为了孩子，他仍旧不打算放弃寻访。有这样遭遇的何止睢立锋一人，那些进城务工多年并逐渐在城里安定下来的人，眼下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让他们挠头的大事。

　　过去，经常接到务工人员反映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吴先生，湖北人，在石家庄经商近5年，孩子在老家由老人看管，吴先生曾试图将孩子接到石家庄上学，“城市里的教育条件和水平怎么也比农村强。”他到租住附近的某小学去联系，可校方说要交3000元赞助费才能入学。吴先生收入不高，只得忍痛放弃这一计划，留在老家上学的孩子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刘先生甲，外地来石务工多年。为了将孩子接到石家庄上学，他还在栗康街上买了房子，但等到上学时，学校要收赞助费。刘先生打听得知，他所在的小区没有给学校交配套费用。

　　刘先生乙，在石家庄打工多年，租住在石家庄某城中村，想把孩子送到附近的某小学上学，学校没有拒绝，但刘先生在办理入学相关证件时，村干部却说刘先生欠村里2年的水费600元。刘先生一直按时交纳房租和水电费，怎么会有这样的欠款呢？为了孩子能顺利入学，刘先生被迫交纳了这笔不明不白的费用。

　　“统一纳入招生计划，义务教育阶段他们与市民子女同等对待，按照家庭居住地升入小学和初中，非义务教育阶段则进行统筹安排。”石家庄市教育行政部门早已出台相关规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并不存在制度障碍。

　　那么为何还有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呢？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校长说，“不是我们故意给他们关门，我们原来不卡，这两年拥入城市的农村学生太多了，班容量普遍增大，不得不卡。而且一些人围着热点学校租住，热点学校连本市常住人口子女都难挤进去，更何况务工人员子女？”这位校长认为，目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方面，不可能与城市人机会均等。

　　2001年，石家庄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降低入市门槛，改革实施后第一年就有36万人落户石家庄，带来了3万多名适龄入学子女。

　　有关部门粗略统计，目前石家庄市区拥有外来务工经商人员50多万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把子女接到身边上学的愿望。

　　从一费制到全免，也加速了农村孩子进城的步伐。“在哪儿都免费，城市里的教育资源和水平肯定比农村强得多，人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孩子送到城里来读书呢？”石家庄市桥东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臧大健说。他估计，随着今年义务教育全免在城市的推行，还会有新一拨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拥入市内学校就学。

　　被漏算的一代人

　　长期以来，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是单一的财政拨款制，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转型中，这种单一体制阻碍了多元化教育体制的发展，实施教育经费拨款制改革迫在眉睫。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进城来势之快已经超过有关方面的预计。位于石家庄市主城区的桥东区所受的压力尤大。

　　几年前，随着市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桥东区还尝试过小班化教学试验。这项试验不久后旋即告停，倒不是因为试验本身出现了偏差，而是伴随着民工潮的出现，当时预计的小班不但没有出现，还出现了班班爆满的情况。

　　“我们当时另一个设想是，在桥东区保留有13到14所规模化小学，以发挥教育的规模效应。根据我们的测算，桥东区常住人口自然出生率为每年1500人，这些规模化学校完全可以满足辖区人口的就学需要，于是我们撤了阜康路小学、解放路小学等学生上下学都存在隐患的学校，撤到2004年不敢再撤了，来的孩子太多了。我还见过一个人带6个孩子来上学的。”臧大健说。

　　2004年，石家庄推行一费制之后，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一视同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拥入。目前，在石家庄市桥东区就学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约10000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35.2%，该区几乎所有学校的班容都超过了河北省教育厅公布的小学按40人-45人编班的标准。桥东区原来每年的跨区转学在200人左右，去年达到了400人。

　　“这种情况让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不能让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来了后没学上，另一方面，上级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还有这样的标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班容量控制在省定最高限额以内。’”臧大健介绍说。

　　对于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就学增加的义务教育经费，桥东区政府从来都是二话不说就划拨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场所。省里要求新建一所小学占地要达到30亩，而二环以内一亩地挂牌价在300万左右，“区财政一年才2个亿，建一所小学光买地就要花1亿，可能吗？”2002年，石家庄市政府每个区给3000万元建一所学校，桥东区规划的那所学校到现在地还荒着，因为光地价就要5000多万元。

　　臧大健认为，石家庄在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还是力不从心。教育部门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新建小区的配套学校、新接收的厂办学校、村办学校那里挖潜。

　　城市教育资源短腿现象，有研究者称之为“漏算了一代人”。对这一社会现象，不能不说没有相关预警。

　　早在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就针对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难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教育支票制”的建议，并提交全国人大。

　　周洪宇说，长期以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是单一的财政拨款制，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转型中，这种单一体制阻碍了多元化教育体制的发展，实施教育经费拨款制改革迫在眉睫。

　　周洪宇指出，由于义务教育财政拨款按政府逐级发放，进城务工的流动农民工子女享受的教育“福利”只在户口所在地。对流入地政府来说，这不是他们的“义务”。

　　为了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福利，周洪宇建议将义务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改为“教育支票制”。政府将教育拨款以“教育支票”的形式，实行教育机构按人头拨款制度，一次性直接拨给学生，以完成全过程的义务教育。学生出生后就拥有了“义务教育支票”，其具体数额由政府根据当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教育支票”可以送交任何一个教育机构，不受地点、学校所有制形式和学校类型的限制。“教育支票”在国家统一监督下，由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发放，政府根据学校所得支票数量拨付当年的教育预算经费。

　　“或许，教育券能部分缓解流入地政府的压力。”臧大健说，“在西部一些地区，义务教育经费较为充足，因为孩子大量流出，可能100个孩子的经费只有20个孩子在享用。”

　　正东路小学的平等尝试

　　正东路小学的试验绝不是一个孤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去我们在成本核算中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如今再也不能漏算他们融入城市的成本。

　　即使是真正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一视同仁地接受，接受之后还有更重要的路要走。

　　在众多学校扎紧篱笆时，石家庄市正东路小学却一如既往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敞开大门。

　　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确定的流动儿童权利保护项目试点，这所学校99%以上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该校曾经做过一次流过性统计，一年级入学的全部学生，到六年级时，只有7名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

　　“我们现在也不卡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只要家长能说明特殊原因且证照齐全的，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一般会在两周内为他们办理好入学手续。”正东路小学校长赵兰英说。

　　在赵兰英看来，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入学只是走完了融入城市的一小步。正东路小学的学生们来自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地教材版本不一，孩子们入校后面临教育内容衔接的问题。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他们还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和调适问题。如果衔接顺利，有助于孩子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为此，正东路小学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不会说普通话的，采取在学生中结对子的办法来帮扶；老师对学习基础差的孩子因材施教，将多版本教材逐步过渡到河北省编教材；结合务工经商人员的特点，组织孩子参与“消费维权”、“体验父母辛劳”等体验教育活动。目的是让每一个外来儿童尽快在新集体中找到快乐。

　　“尽管我们付出比别人多一些，你看，别的学校都按时开关校门，我们的校门基本上随时对孩子敞开，辅之图书阅览室等开放措施，因为考虑到他们父母的工作特点。我认为让孩子尽快在新环境里找到幸福感，比单纯接收他们更重要。”赵兰英说。

　　然而，正东路小学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样本，对其他学校来说，不可能每年有50个流动的孩子，在记者采访的学校中，很少有专门针对流动儿童做出教育方案，孩子们的身心调适需要家长的倍加关注。

　　正东路小学的试验绝不是一个孤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去我们在成本核算中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如今再也不能漏算他们融入城市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