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结缘，始于1970年——我参加内蒙兵团的第二年春天。是时，我当了连队会计，经常到60华里外的团部办理财务事宜。交通十分不便，连长建议我骑马去。我说我不会骑马，他说：“没关系，给你匹老实马。”

　　翌日晨，畜牧排长果然牵来一匹备好鞍的马，并操着他那浓重的河南口音简要口授了骑马要领，我便匆匆上路了。

　　第一次骑马，我既紧张又惊喜。开始时我不敢策马扬鞭，可是这马走起来颇平稳快捷，又极听驱使。半路，恰与三连的一个同学不期而遇，握手后未道几句别情，老同学即把目光转向我身后的马，连称：“好马，好马，腿长，身高，雄威。”又掰开马嘴说：“3岁口，还正值青春。”我惊异老同学别后半年竟对马如此在行。受到老同学的感染，我才真正注意我骑了半程的马，它威武、高大，一身墨色一条沿马背顺延的凹凸有致的流畅线条，丰腴、修长的四肢，无不展示出富有力度的美。它潇洒地甩动着马尾，刘海半遮着一张冷削的脸。

　　握别老同学，再次跨上马，我不禁朗声呼出：“墨丽，跑起来。”我说不清何以顺口奉送马这样一个美称，稍一扬鞭，“墨丽”也真的—飞跑起来。它四蹄生风，轻若浮云。常闻烈性好马之说，如此温顺的马也这般聪灵又深谙人意的确少有所见。心里想着，坐—卞马奔驰着，跨过一道道沙梁，掠过一片片白云。我不禁有些自鸣得意，忘乎所以，竟把“脚紧蹬，身前倾”的骑马要领抛之脑后，一失衡翻落马下，“墨丽”脱缰而出。我惊叫一声，却见“墨丽”冲出数十米后出人意料地反转马头，飞奔到我身旁站定，我慌忙爬起，把马头拥抱怀中。11时许，抵达团部，办妥公务。午餐后踏上归途，我逐步体会出马背上的得力点，走一程，跑一程。到达一个黄河灌道渠口，估量已是归途中点，我决定稍做小憩。我翻身下马，把马缰系在渠口柳树上。

　　天又高又蓝，东眺野茫茫坦荡如砥，西望天苍苍几只白鹤翻飞，北去一道道层峦叠嶂的沙梁洒满落日的余晖。好一派边塞风光。“墨丽”饮几口渠水，又扬起头勾柳树上一权嫩枝，我伸手将其折下，它贪婪地咀嚼着。我很愉快，一股饮马黄河的豪情悠然而生。

　　此后几年里，我每赴团部或去其他较远的地方，不管风里雨里，严冬酷夏，必有“墨丽”相伴。有逢闲暇，我喜欢牵着它漫步沙枣林，吮吸着沙枣股股芳香；亦有时我踏步黄河堤岸，和它一起眺望暮色中无际的苍穹。我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学骑手，如今我不仅能于平川大路上奔驰腾飞，跨渠越埂，纵横沙梁，甚至穿山越岭都不在话下。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那年冬天，为一部《兵团战友诗词集》的出版，我和“墨丽”曾共驻乌拉山脚下师部宣传科3周有余；翌年夏，参加会计培训班，我们又共赴十一团八连，饮马风景宜人的乌梁素海。每到一处，人们总爱围着“墨丽”赞赏一番，竭尽溢美之辞，仿佛也予我增加了荣耀和自豪。

　　1975年夏，我被调任十一连指导员，“墨丽”成为我的专用坐骑。是年，知青返城风达到高潮。一批批知青以病退、困退为由纷纷离开兵团。知青队伍情绪波动，思想工作和生产组织陷入困境，由此常令我焦躁不安。异乎寻常的是“墨丽”也时时露出忧郁和沮丧，像是担心我总有一天也会离开。按着这种理解我对它说：我是扎根派，不会走的。“墨丽”头扭向一旁，是不相信我的承诺，还是我没能猜对它的心思，我不得而知。那年冬，在“路线为纲”“倾家荡产也要疏通总排干”的政治鼓动下，全巴彦淖尔盟数万人投入乌家河工程。“墨丽”和我带全连奔赴工地，在距工地15华里的一个小村落安营扎寨。工地昼夜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一遍遍高奏语录歌。战士们一日三餐不下火线，连续作战疲劳数日后使人们疲惫不堪。随着大地的封冻和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工程进度日趋艰难，钢钎再也打不开冻层。中午12时，全线撤离工地500米外午餐。工地开始爆破作业。斯时，工地全线炮声隆隆，硝烟滚滚。连队干部为观察自己施工地段的爆破效果，总是深入500米内线。随着声声轰鸣和股股烟尘，飞起的冻块腾空而起，又铺天盖地落在我们脚下。我和“墨丽”像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一样，左右躲闪着飞落的冻块，胸膛升起一股股莫可名状的悲壮和豪情。

　　晚间11时即将收工，高音喇叭突然传令我速到指挥部，我急忙策马前往。指挥部里，书记正襟危坐。见我劈头就问：“你们连丢掉过雷管?”我想起一个战士曾对我说过早晨领雷管时不知在哪儿丢了6只，我据实汇报。“他的姓名?出身?政治面目?本人表现?”书记连珠炮似的发问，我一一作答。书记发现全部情况无懈可击时才放缓语气：“上午盟首长来我处检查工作，发现车轮下6只雷管，这个问题不可小视!你要他本人写出书面检查。加上连支部书面报告，明早—并送交指挥部。”最后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认识!”

　　我的情绪被搞得很坏。走出指挥部，四野茫茫，天色如墨。地处这人迹罕至的莽原，白日尚路迹难辨，更何况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午夜。我马上慌乱地左拉右拽马嚼索，顿时找不见了路，后又迷失了方向。 “墨丽”耸耸双耳，凋过马头，我发现了它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想到“老马识途”，立刻镇定自若。我放手马嚼绳缰索，紧了一下皮大衣绑带，双目微闭。任“墨丽”带我到何方。 “墨丽”扬起马头，迈开矫健的步伐，坚毅地朝着一个方向行进。约莫经过一个时辰，忽见前方隐约透出参差石齐的灯光，那是我们在驻地临时搭起的马厩：我抱紧“墨丽”，眼泪夺眶而出。

　　临近春节，工程告竣，我们返回营地。又一批兵团战士被把准病退，当年充斥噪杂和喧闹的营舍变得冷冷落落。时光踏入70年代末，各连的知青已所剩无几，一幢幢营舍人去楼空，那时已由兵团改制的国营农场已从当地补入一批劳动力。那年夏，我背叛了对“墨丽”的承诺，疏通关系，调回内地。临别，“墨丽”与我连仅剩的两名知青给我送行。“墨丽”默默注视着我瞪上东进的列车，列车启动的长笛声未落，是一声“墨丽”撕裂长空的悲鸣。

　　我，留给它的是深深的愧疚。(梁志安)